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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論文(精選6篇)

時間:2018-02-27作者:依依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財政學論文(精選6篇)的文章,從財政主體結構入手, 按照政府、市場、社會重要性區分, 現有財政理論可分為三大流派, 進行歷史與現實比較分析, 對構建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的財政理論具有重要啟示。


  財政學論文范文一

  題目:基于財政學視角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研究

  摘要:雖然研究公共產品應對公共問題歷來已久, 但對國際公共產品解決國際公共問題的探討卻由來未久。目前研究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有兩大主線:即國際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本文從作用對象、受益范圍和供給主體三方面分析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殊性, 進而指出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困境源于資金供給難題, 基于這一事實, 本文從財政學視角對破解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融資難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國際公共產品; 資金困境; 援助融資;

財政學論文范文 配圖

  一、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 當代世界經濟社會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自由化、生產跨國化、資本全球化、信息共享化、市場國際化, 這預示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F如今, 越來越多的問題已經超越國家跨越地區的限制, 必須通過多個主權國家甚至全球所有主權國家協商合作才能得以解決, 如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極端組織的恐怖襲擊、跨國犯罪、毒品交易、國際傳染病等。根據公共產品理論, 只有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才能解決公共問題。由此, 為解決國際公共問題, 便產生了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 諸如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打擊全球恐怖襲擊的多國反恐合作機制、為追擊跨國犯罪的國際刑事警察組織、為防控國際傳染病的世界衛生組織、為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等。

  雖然研究公共產品應對公共問題歷來已久, 但對國際公共產品解決國際公共問題的探討卻由來未久。一般認為, 國際公共產品是公共產品概念在國際范圍內的引申和拓展, 因而也必然具有公共產品的基本特性, 即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就目前筆者所做的研究總結來看, 關于國際公共產品問題的研究有兩大主線, 一條主線是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研究國際公共產品的內涵、分類、供給困境成因及國際公共產品的融資方式等。另一條主線是基于財政學視角探討國際公共產品外溢性的融資問題。相比較兩條主線, 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研究國際公共產品成果較多, 研究也比較成熟, 而基于財政學視角探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果甚少、還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因此, 基于這一研究現狀, 本文將基于財政學視角探討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殊性、供給困境成因并提出破解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融資困境的對策建議。

  二、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 國際公共產品是其收益擴展到所有國家、人民和世代的產品[1]。為了準確地把握和理解這一概念, 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闡述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殊性。

  1. 作用對象的特殊性

  國際公共產品實質上是國內公共產品在國際層面的延伸, 也就是國內政策在國際層面的法理化和制度化結果[2]。國際公共產品, 相比于公共產品, 它考察的是多個國家、跨地區甚至全球、全人類的公共事務, 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共產品。簡言之, 國際公共產品的作用對象是具有全球或跨區域外部效應的公共問題, 并不針對只具有“局部效應”的地區性或主權國內的問題。其涵蓋范圍的廣闊性和作用對象的全球性, 是其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的根本特征! 

  2. 供給主體的特殊性

  在大多數情況下, 國內公共產品的供給呈現出供給主體的單一性, 主要由本國政府負責提供。而對于國際公共產品, 隨著國際間雙邊合作和多邊協調的推進, 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性, 已由單一的主權國家供給擴展為由多元主體組成的供給團體。

  (1) 主權國家。在當代國際關系體系中, 無論是處理全球層次的國際性問題, 還是限于地區、多邊或雙邊層次的區域性問題, 主權國家仍是最主要的構成單位, 占據著中心位置, 起著決定性的主導作用。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對主權國家的權力和地位進行確認開始,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扮演著最主要的行為者和全球治理中最強的管理者角色。目前既沒有任何新的行為主體能取代國家行為體充當國際關系的主要角色, 也沒有任何成熟的政治制度與體制安排能取代以領土政治和主權國家為軸心的一整套政治框架和行為規則[3]。雖然有些學者提出, 在全球化時代, 主權國家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包攬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但作為當前國際關系中的中堅力量, 主權國家將在今后很長的時期內, 繼續扮演著國際公共問題的主要參與者、決策者和執行者。因此, 主權國家仍將是國際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主體。

  (2) 政府間國際組織。在當前的國際關系體系中, 除主權國家行為體之外, 非國家行為體正日益活躍, 現已形成一種歷史發展趨勢并將長期存在[4]。以上觀點表明, 對于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 主權國家將不再是唯一的供給主體, 作為政府間合作的產物———政府間國際組織開始登上國際政治舞臺, 并開始承擔起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責任。政府間國際組織是為解決全球公共問題而搭建的一種較為穩定、制度化和常設的國際性固定論壇, 旨在通過外交磋商、協調關系、努力合作, 進而達成共識, 為某些國際公共問題收集、提供信息并進行某些管制分配。通過全球范圍和地區層次的多層面、多角度、全方位、多途徑的努力, 政府間國際組織在關乎全球和平與發展、經濟與政治、環境與社會、安全與穩定等一系列公共問題的解決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并做出巨大的貢獻。

  (3) 非政府組織及商業組織。以追求公共目標為價值取向的非政府組織及商業組織, 運作于國家之上和之外但又與國家互動互補, 通過區域乃至全球的國際性集體社會行動直接參與或以對話方式間接參與, 積極介入政府間國際組織各種活動來解決全球性的公共問題, 這將是未來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新生力量。

  (4) 全球公私伙伴關系 (Global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GPPP) 。是一種跨越國境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多種供給主體交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化關系, 如聯合國全球契約、預防艾滋病全球基金等, 它是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創新, 在國際公共問題的合作談判和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GPPP旨在糾正國際政治和經濟市場失靈, 試圖回應在不同政策領域中與全球化相聯系的挑戰。據有關數據顯示, 當前已經在運作的GPPP數量已經達到400個[5]。GPPP通過發揮參與方的比較優勢、融合資源以及風險和收益分擔, 創造了對所有參與者而言的多贏結果。

  三、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困境

  目前, 關于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霸權模式, 這是霸權穩定理論下的供給模式。根據霸權穩定理論的觀點, 國際體系諸如國際安全和對外援助、自由的貿易體系、穩定的貨幣體系等, 有賴于霸權國家提供稀缺的國際公共產品。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中, 缺少一個世界性的政府, 還未能夠強制地約束國家行為體的不當行為活動和按責任義務分配各國的繳稅份額。由于這一政治制度和體制安排的“缺位”, 任何國家都有可能“搭便車”, 隱藏各自的偏好, 拒絕為國際公共產品支付成本。而只有霸權國家有能力而且有意愿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由此由美國主導的霸權供給模式成為了二戰后國際公共產品最主要的供給方式。第二類是區域性聯合供給模式, 這是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驅動下的地區性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新模式。在這一模式下, 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成本通過協商分攤, 可以有效防止和排除國際公共產品被霸權國家“私物化”;其涵蓋范圍較小, 各參與國的利益和偏好較一致, 較易分類和歸總, 能夠有效避免全球性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行為;能夠根據本地區不同類型國家的需求, 因地制宜, 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更符合本地區需求的公共產品。目前, 區域性聯合供給模式成效比較顯著的有歐盟模式、北美模式和東盟模式, 在這些模式的推動下, 北歐、北美、東盟地區的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方面都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進而加速了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然而, 目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經濟一體化、區域一體化、貿易全球化等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困境, 即缺少為國際公共產品“埋單”的國家或組織。通過總結歸納, 筆者認為, 國際公共產品的資金供給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美國霸權力量的變化, 直接加劇了國際公共產品資金供給困境。不可否認, 自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霸權模式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上確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政治領域, 由美國主導的旨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治理體系———聯合國組織, 主要通過國際合作與大國協調的方式處理解決國際政治領域內的公共問題。在經濟領域,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等為載體的國際經濟制度是美國遵循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等原則與規范建立起來的, 這一制度現已成為美國管理和控制世界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安全領域, 美國積極組建諸如“北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不擴散的核武器條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等地區防御體系和國際安全機制, 旨在為全球性的安全和地區性穩定提供機制保障。然而, 隨著美國總體經濟實力的衰落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 美國的霸權地位開始備受質疑。尤其是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 在“一超多強”的政治格局下, 根據其自身利益判斷, 美國不得不做出必要的戰略收縮, 削減其對國際公共產品的支出, 減少或中斷其對國際公共產品的投入, 勢必加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困境。

  第二, 產品所需資金與供給主體出資份額的不對等, 導致國際公共產品資金供給總量嚴重不足。任何產品的供給首先必須生產, 而產品生產都需要資金投入, 作為解決國際公共問題的國際公共產品也不例外。然而, 由于“世界政府”的“缺位”和主權國家追逐私利的本性, 對國際公共產品資金的提供, 各參與國不是從國際公利的角度按能力和效率決定自身出資份額, 而是根據其自身受益的性價比進行自愿提供。出于對個體私利的維護加上國際無政府狀態, 必然會導致“搭便車”和“囚徒困境”現象長期存在, 進而使得各國試圖盡量逃避其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削減其對國際公共產品的資金投入, 最終導致國際公共產品資金供給總量嚴重不足。Kaul等[!]對全球各國在國際公共產品和國內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開支做了一個粗略比較, 全球各國對國際公共產品的資金投入只占國內公共產品資金投入的1/400—1/200?梢, 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所需資金與供給主體出資份額的嚴重不對等, 導致國際公共產品資金供給總量嚴重不足, 最終也難以有效解決重大國際公共問題。

  第三, 全球治理中的新難題和國際關系發展對現有模式的新挑戰, 極大地增加了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隨著全球化發展的深入, 由此帶來的諸多新的全球治理難題, 如網絡安全問題、共治與分治問題、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大國之間的矛盾、“大多邊”與“集團化”問題等, 需要主權國家、國際社會、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密切配合, 竭誠合作, 共同解決這些新難題。而應對這些難題的有力措施是進行規范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安全體制設計和制度安排, 這無疑增加了對為應對這些治理難題的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 進而增加了對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的需求。與此同時, 伴隨著國與國之間交流、合作的頻繁, 彼此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加深, 傳統的國際關系準則已不再適用于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安全形勢發展的需要, 當今的世界已進入一個缺乏主導意識形態與范式創新的時代, 亟需一個新的范式和模式取代原有的發展模式, 這一過程對適應新范式的國際公共產品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進而也增加了國際公共產品資金供給困難。

  四、破解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困境的財政對策選擇

  通過上述分析易知, 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難題在于生產提供公共產品所需的資金嚴重不足, 依此邏輯, 要破解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困境, 關鍵就在于解決國際公共產品供應中融資難題。因此, 本文嘗試從財政學視角來探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融資方式。

  1. 合理利用官方發展援助 (ODA) 模式, 加大對國際公共產品的財政直接投入

  官方發展援助 (ODA) 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行為主體, 以國家或政府的政策行為對雙邊或多邊的國際關系進行調整的產物。其表現方式為發達國家或相對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大規模、制度化、經常性的資源轉移。Raffer (1999) 的估計顯示, ODA用于國際公共產品上的資金在30—140億美元之間, 而且資金份額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顯著增加;World Bank (2001) 的估計顯示, ODA花費在核心國際公共產品上的資金約為每年50億美元, 而總的官方發展援助投向核心國際公共產品的比率由20世紀70年代的1%上升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8%。Te Velde等 (2002) 通過對國際公共產品的援助融資程度進行研究發現, 國際公共產品的援助融資份額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5%上升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7%, 到了90年代末期這一份額達到了9%, 并且對環境這一類國際公共產品在總的國際公共產品援助融資中占比為70%[7]。以上數據表明, 在國際公共產品的融資中, ODA是其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 合理利用ODA模式為國際公共產品籌集資金是個不錯的選擇。雖然目前有些學者就官方發展援助對國際公共產品資金供給的效果提出質疑, 原因在于ODA和國際公共產品提供之間存在客觀的“重合效應”和“擠出效應”, 要發揮ODA效力, 需要權衡ODA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和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方面的關系。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 對國際公共產品的資金供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通過國際間的協商合作, 完善官方發展援助機制, 加大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財政直接援助, 用于消除貧困、防治傳染疾病、環境污染治理等國際公共產品供應。同時, 減免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債務, 減輕其發展負擔, 讓其在國際公共產品供應中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為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此外, 建立國際財政庫, 按照能力支付原則, 從各國國庫汲取財政資金注入國際財政庫, 為純粹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提供資金支持, 實施全球性的補貼和補償國際機構的開支。

  2. 開征國際性稅收, 開辟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融資新渠道

  除了加大財政直接投入外,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學者專門就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融資新渠道進行了研究, 筆者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歸類, 總體而言, 其探討的融資新渠道可分為以下三類:

  (1) 一系列的國際性稅收, 諸如托賓稅。托賓稅是由托賓1972年提出的針對貨幣交易征收的一種稅。以1995年國際貨幣交易額為基數, Felix和Sau在1996年對這一基數進行了估算, 如果把托賓稅稅率設置為0.25%, 就可獲得3 020—3 930億美元的收入;即使把托賓稅稅率降至0.05%, 也能取得900—970億美元的收入["]。隨著貿易國際化的深入發展, 國際貨幣交易額基數將不斷增大, 征收托賓稅帶來的可觀收入未來有望成為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 適宜開征的國際性稅收還有碳稅、國際航空稅、軍火交易稅、比特稅 (對使用互聯網上信息按其流量征稅, 根據全球信息傳輸的每一數字單位 (bit) 征稅) 以及針對奢侈品的征稅[9]。

  (2) 自愿的私人部門的貢獻, 諸如用于刺激慈善性贈予的私人捐助、公司贈予等;效仿主權國家發行的彩票和福利債券, 可發行全球彩票和福利債券;還有用于特定議題的全球基金等。

  (3) 開發融資引擎, 諸如國際融資便利 (IFF) , 通過發行債券吸引更多的來自私人渠道的資金;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69年發行的國際儲備資產———特別提款權 (SDR) , 最有可能成為國際公共產品融資的工具;用于刺激私人融資的公共擔保等。

  3. 其他的配套機制和措施

  為防范全球性的各種風險, 適應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需要, 各國有必要加強以下三方面的財政改革:一是在一國的中央預算中應單獨列出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預算支出, 并在ODA的基礎上將各國提交的財政資金放入國際公共產品的配置中, 而且設置新的資源配置格式為GPG (全球公共產品) +ODA。二是各國中央稅務部門應加強合作協商, 致力于構建一個國際性稅收征管機構并制定統一的國際性稅種及稅率。三是提高預算信息和國際性稅收征管信息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清晰界定財政資源的使用去向, 是用于國內公共產品的供給還是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 以增進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英吉·考爾.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與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2.
  [2]吳曉萍.論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困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1, (3) :113-117.
  [3]席艷樂, 李新.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政治經濟學——兼論中國參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戰略選擇[J].宏觀經濟研究, 2011, (10) :67-72.
  [4]孫鳳蕾.全球環境治理的主體問題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7.41.
  [5]Broadwater, I., Kaul, I.Glob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R].UNDP/ODS Background Paper, 2005.101.
  [6]Kaul, I., Concel, P., Goulven, K.L., Mendoza, R.U.Managing Globaliz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53.
  [7]李新, 席艷樂.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研究評述[J].經濟學動態, 2011, (3) :132-137.

 

 

         財政學論文范文二

  題目:財政學三大流派與國家治理財政學建構

  摘要:我國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 呼喚財政轉型與財政理論創新, 需要以宏闊歷史視野, 從已有的財政學理論汲取營養。按照財政主體歸類, 財政學理論可分為三大流派:國家財政學、市場財政學和社會財政學。國家財政學是趕超過程中國家的財政學理論, 以德國歷史學派財政學和我國國家分配論為代表, 強調國家作用, 重視歷史分析, 為我國“全能財政”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支持。市場財政學是世界主流財政學, 強調市場作用, 以市場失靈界定財政范圍, 以其為藍本提煉的公共財政論推進了我國從“全能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型。社會財政學對財政主體持多元主義觀點, 通過結構和過程分析, 探討財政決策規律, 以布坎南的公共選擇學派為代表。整合吸納上述三大流派觀點, 特別是將公共選擇理論中國化, 立足國家主體性理論再創新, 構建國家治理財政學, 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關鍵詞:財政主體; 財政學流派; 國家治理財政學; 財政主體結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開辟了財政理論研究的新視界。2013年以來, 理論界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的財政學基礎建設進行了廣泛地探討[1], 李俊生等學者提出新市場財政學構想[2-3], 劉尚希等學者從政府、市場、社會關系的角度分析財政問題[4], 劉曉路、郭慶旺[5-6]、葉子榮[7]等學者提出構建國家治理財政學的設想, 財政主體問題[8-10]越來越受到更多關注。從財政主體結構入手, 按照政府、市場、社會重要性區分, 現有財政理論可分為三大流派, 進行歷史與現實比較分析, 對構建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的財政理論具有重要啟示。

  一、財政主體:劃分財政學流派的視角

  財政主體、客體、目標、運行方式是財政學理論的四大要件。財政主體可從多維視角加以認識, 其在本質層次上是國家, 在運行層次上是政府, 在結構層次上可分為市場、政府和社會。在多元結構的主體層次中, 政府的自主性發揮著特殊重要的作用。

  (一) 財政主體在本質層次上是國家, 在運行層次上是政府

  國家產生后, 財政是國家的集中性分配活動, 財政分配的主體是國家。國家宣稱代表公共利益, 自我標榜是公共權力中心, 實現統治階級利益, 客觀上履行部分社會公共職能。國家興衰演變, 反映了各個時期國家統治者處理“一般社會職能與特殊統治職能”時, 能否做到“長期理性與即期理性的統一”, 能否維護整個社會的“共容利益”[11]。進入現代化階段以來, 財政的經濟和社會職能持續擴展, 維護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成為財政公共性的突出體現。

  財政主體在運行層次上以政府為基本形態。政府對外代表國家, 通過財政為履行職能提供資源支持。政府是活動著的財政主體, 政府的組織形式、運行方式, 反映了財政實現“階級性”、“公共性”及“國家意志”的程度, 進而決定國家的興衰。在專制帝國時代, 政府的總代表是君主, 獨裁是財政決策、執行的突出特征。進入資本主義階段, 在財政活動中政府受到市場力量的制度化約束, 代議民主制逐步成為政府決策的主要形式, 影響財政運行的參與者范圍逐步擴大。政府多采用代議制民主形式管理財政, 公民取得參與決策和監督財政運行的機會。“政府不是那種獨立于其公民而行動的有機的或整體的事物, 而是一種通過它私人公民集體地做出決策的工具”, 公民“犧牲自己享用的貨物和服務以獲得公共提供的貨物與服務”[12]。

  (二) 財政主體在結構層次分為政府、市場、非政府公益組織等

  簡而言之, 財政主體是國家, 其代表是政府。但國家在歷史上形態各異, 政府組織方式不同, 來自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力量對財政的影響力不同, 使財政形態呈現不同特點。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 國家的存在依托于暴力潛能, 暴力潛能在社會中的分布結構, 決定國家對不同階層或成員利益的反映程度。暴力潛能首先決定于強制性力量, 間接決定于組織化程度, 根本決定于對經濟的掌控。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組織 (1) 擁有不同優勢, 不同力量共同作用于財政活動, 強勢組織對財政運行產生更大的影響。強勢政治組織以政府 (2) 、政黨和官員為代表, 擁有政治權力優勢;強勢經濟組織又稱市場組織, 以企業集團和資本家 (或稱商人) 為代表, 擁有經濟權力或資產優勢;強勢社會組織以非政府公益組織 (3) 和勞工大眾為代表, 擁有人數眾多優勢。這些組織分別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國家是不同階級間的矛盾統一體, 矛盾的激化是暫時的、短期的, 矛盾的維系是持續的、長期的。企業集團和資本家處于經濟上的優勢地位, 與非政府公益組織代表的勞工大眾之間, 在大部分時間存在“共容利益”。維系資本所有者與勞工大眾之間的“共容利益”需要一個“第三方實施機制”。政府對外代表國家, 以公共權力中心的名義行使政治上的強制權和協調權, 作為第三方, 通過官僚系統協調國家內部各享受運行。財政主體結構由“政府+市場組織+非政府公益組織”代表的力量構成, 三種力量對政府施加影響, 左右著財政決策與執行過程。財政主體結構的綜合屬性, 外化為政權的特征, 反映在不同時空的財政形態中。

  二、財政學三大流派概況

  從財政主體結構分析角度, 根據國家 (政府) 、市場、社會組織在財政主體中的重要性, 可以把已有的財政理論歸類為國家財政學、市場財政學、社會財政學三大流派。國家財政學在繼發現代化國家如德國、蘇聯、我國改革開放前一度興盛。市場財政學是當前世界主流財政學派, 與主流經濟學理論并行發展, 在先發現代化國家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社會財政學在發達現代化國家產生, 是財政活動范圍向社會滲透程度不斷加深, 社會公共參與程度不斷提升, 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理論。

  (一) 國家財政學

  國家財政論強調國家 (政府) 在財政活動中的重要性, 將政府干預作為加快國家現代化和趕超發達國家的強力手段。國家財政論的早期代表是德國歷史學派, 后來計劃經濟國家繼承其衣缽。19世紀初,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發現依循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經濟學, 德國無法趕超發達的英法國家, 著眼歷史發展階段差異分析, 強調國家在社會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把國民經濟分為私人經濟、慈善經濟和共同經濟, 認為共同經濟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 以公共權力為手段, 服務于整個社會共同體, 由政府代表國家負責。財政是以政府為中心的共同經濟, 政府干預經濟應當擴大國有經濟成分。國家的強大取決于國民的財富和科技在工農業中的應用, 財政具有生產性功能, 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來自財政能力與人力資本。財政資金投資于實業以開源, 在制度上減少財稅官員的腐敗以節流。對外實行保護主義, 對內介入經濟活動, 通過稅收解決分配的不公平。

  (二) 市場財政學

  市場財政學流派崇尚市場作用, 在市場優先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探討財政問題。市場財政學的分析基點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先以市場有效為基點, 繼而從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 推導出政府和財政存在的理由與基本職能, 進而通過精確的計劃、計算、成本—效益比較和有效的財政收支管理, 達到高度技術化的最大化社會福利標準的要求。分析中采用配置最大化范式與自愿交換稅收價格模型, 出于純經濟和技術化的需要, 排斥利益分配關系問題。配置范式追求稀缺條件下公共資源汲取與運用的效率, 稅收價格模型強調納稅人從政府財政的受益與付出稅收價格的對等。將政府以稅收和支出手段進行的再分配及實現社會公平目標上升到了財政職能層次, 將凱恩斯關于市場失靈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的觀點作為穩定職能的理論基礎。

  在財政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 亞當·斯密論述以市場為中心的諸多問題后討論了財政問題, 主要關注財政收入或稅收。他主張政府應盡量不干預經濟運行, 財政職能僅應局限于三個方面, 即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內秩序和建設部分公共基礎設施。19世紀末, 威克塞爾、林達爾等將邊際革命的成果運用于財政研究, 將財政活動比附于私人經濟活動, 認為各種課稅是集體估價, 個人從公共服務中取得的邊際效用, 應與其納稅所損失財富的邊際負效用相等。如果消費者根據其邊際評價繳納稅款, 就可認為是公平的[14]。通過將邊際效用學說的效率準則適用于財政領域, 注重收支聯系, 促進了財政學與市場經濟的深度融合。

  1920年, 庇古在其《福利經濟學》中提出了外部性理論。1938年, 馬斯格雷夫發表介紹財政交換理論的論文《公共經濟自愿交換論》。1954年, 薩繆爾森發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 對公共產品的客觀屬性及最優供給的技術條件進行嚴格界定, 運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模型。馬斯格雷夫持續努力, 在福利經濟學基礎上, 將財政學體系及凱恩斯的宏觀財政理論進行了整合, 使得公共產品理論、新古典主義的配置 (最大化) 范式、邊際分析方法發展出來的分析框架, 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現代主流財政學研究的基本特色。1957年, 他提出財政三大職能理論, 將配置、分配與穩定職能歸納為應對三種主要市場失靈后果的財政干預任務。財政的配置職能用于解決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問題, 分配職能用于解決不公平收入分配問題, 穩定職能用于解決失業與通貨膨脹問題。

  三、三大財政學流派對我國財政轉型的實踐意義

  財政活動是以公共權力的名義處理公共問題的財富配置活動, 財政主體參與者由個體組成, 理性經濟人假設在財政理論研究運用中顯得捉襟見肘。三大財政學流派對于財政主體觀念的差異, 是其對現實闡釋中分流的重要原因。

  (一) 國家財政學為我國確立“全能財政”提供了理論支持

  國家財政學在19世紀早期的德國發源, 歷史學派認為君主及官僚體系可以追求并實現國家目標, 財政具有再生產功能, 主張尊崇君主的“秩序國家”。在歷史學派的假定中, 國家與其成員的利益是一致的。韋伯認為, 政府是“有限地域范圍內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壟斷者”, “民族國家絕非只是單純的上層建筑, 絕非只是統治階級的組織, 相反, 民族國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礎, 這種心理基礎存在于最廣大的國民中, 包括經濟上受壓迫的階層”[16]。國家財政學運用歷史分析和國別分析, 強調政治在財政中的重要性, 把國家看作獨立于社會之外、甚至超脫于社會之上的組織, 具有自主性。重視政府的動員能力, 發動全社會實現國家目標, 財政是實現國家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安排著力于生產力的培育, 不惜犧牲當期的消費需求, 建立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維護社會安定。

  國家財政學在20世紀中期的我國發展為“國家分配論”, 為我國確立與計劃經濟相配套的全能財政提供了理論支持。與100年前的德國類似, 當時我國受到發達國家壓制, 具有趕超的強烈欲望, 政府具有強大的組織實施能力。國家財政學將國家的財政主體地位進行重點論述, 而政府僅是國家意志的實施者, 在與趕超的發達國家對比中確定財政目標指向, 財政活動在加快現代化建設中被賦予重要任務。與市場財政學相比, 國家財政學的財政主體國家對外的理性經濟人特征被賦予正義的含義, 但在國內的“階級”人特征被強化。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財政主體國家, 其公共人特征被神話, 假定其天然地代表人民, 無所不能, 一心為公。

  國家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掌握公共權力與征稅權的階級統治的集團。同時也是整個社會及其共同利益的代表, 政治統治須以執行某些社會公共職能為基礎。財政是國家集中性的分配, 國家在財政分配中居主導地位, 國家在社會分配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國家開展財政活動時, 總是以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為中心, 容易而且努力擺脫社會力量的制約。國家分配論強調國家 (政府) 在財政活動中的地位, 視財政為“國家集中分配過程中形成的以國家為主體 (即以國家為主導方面) 的分配關系”[17]。階級社會的財政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消費性財政, 而社會主義社會的財政是服務于人民大眾的生產性財政。社會主義社會的財政主體被賦予臉譜化色彩, 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利益, 財政活動執行者具有超強的計劃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水平, 財政活動突出生產性特征, 既有高效率, 又有高公平。

  國家財政學重視國家在國際間處境的提升, 強調歷史分析和國別差異, 認為應因時而宜, 因勢利導, 對于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發展中發揮了支持作用。但其過分強調政府代表國家甚至全民的財政主體觀, 對于政府的無限膨脹和失去約束產生了不好的推動作用, 并可能使政府作用偏離起初的期望, 導致國家富強無法持續。

  (二) 市場財政學推動了我國從“全能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型

  市場財政學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主流財政學, 發端于最發達國家并向外傳播。市場財政學沒有將財政主體作為核心研究對象, 以市場有效為分析起點, 再從市場失靈推導出政府和財政干預的必要性。把政府看作一個與私人一樣的經濟主體, 國家建立在社會契約論基礎上, 是天然代表公共利益的理想化的存在。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家, 把政府看成非生產性的消費主體, 倡導限制王權的“法治國家”, 在發揮公平職能、穩定職能中是被動的。政府在市場中與企業和私人處于平等地位, 公共經濟受到私人資本的根本決定和約束監督。對于財政范圍的研究中形成公共產品論, 為政府“有限”干預構造了一個界線。斯密時代, 市場財政學理論將分工作為進步源泉的觀點應用于政府, 堅持法治國家理念, 主張限制政府的職權范圍, 重視保護公民的法定權利特別是財產權。

  市場財政學以市場作為財政活動的前提, 奉行財富創造優先的思路, 將市場分析方法運用到財政分析中, 如經濟人假定、參與主體平等、邊際分析、最大化追求、供求均衡等等。在汲取經濟學最新發展成果的過程中, 市場財政學不斷助力營造市場神話, 加固市場在現代經濟學中的核心地位, 也使財政學逐步走向經濟學化。但馬斯格雷夫注意到, 無論如何設計民主程序, 民主國家的國家權力仍然可能被少數人用于謀取私利、損害公益。如果嚴格限制政府的決策與執行能力, 國家在迎接挑戰、適應變化方面又會力有不逮。

  改革開放后, 我國在從西方引進市場財政學的基礎上, 于上世紀末提煉出公共財政論, 指導了我國收縮財政范圍的過程, 走上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轉型道路, 被稱為公共財政。公共財政論從市場失靈論入手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 確定財政的活動范圍和職能, 但強調了我國是發展中國家, 在穩定經濟職能中加入了經濟增長和發展職能。但隨后在我國財政實踐中出現了大量政府失靈現象。如, 政府行為逐利化、形象工程、教育醫療產業化、分配狀況惡化、腐敗問題加重等。在應對這些問題的財政對策中, 既有壓縮政府權限以減輕財政負擔的缺位問題, 又有擴大政府干預范圍的越位現象, 互相抵牾, 陷入市場失靈找財政, 政府失靈找市場的循環悖論中。

  公共財政論作為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的市場財政學, 促進了市場在我國資源配置中主導地位的確立, 同時其對我國財政實踐的解釋越來越力不從心。公共財政論的財政主體一般指政府, 其作為一個整體對外具有經濟人特征, 在管轄范圍內對內具有“公共”人特征, 存在著對內對外角色的矛盾。在市場發揮主導作用的前提下, 政府在市場失靈領域開展財政活動, 假定其具有“公共”屬性, 實現社會“公共需求”, 提供公共產品。在談到財政主體時, 往往指政府, 國家處于“虛化”的地位。原來的“國家預算”也被“政府預算”替代。大多數時候政府被作為一個“暗箱”, 假定其為追求公共目的而開展財政活動, 以至于部分官員以提供公共產品的名義作為擴大財政支出的理由。作為市場財政學支柱的公共產品論, 以其技術或物理屬性進行定義, 但由誰來判斷這些屬性的問題卻沒有解決。于是, 在現實中出現官員打著提供公共產品的旗號, 從事“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事件。

  四、財政學三大流派對于構建國家治理財政學的啟示

  三大財政學流派中, 國家財政學全面否定市場和社會的作用, 強調國家 (政府) 作用;市場財政學將市場擺在主導地位, 政府僅發揮查缺補漏的輔助作用;社會財政學將政府作為一個各方面力量博弈交易的平臺, 引入社會公益組織在財政運行中發揮作用, 希望構建一個政府、市場和社會公益組織都能積極參與、高效運轉的治理型財政。改革開放前的30年, 我國全能財政的確立受到國家財政學的深刻影響。改革開放后30年, 我國從全能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型, 市場財政學發揮了推動作用。近年來, 市場財政學或者說我國的公共財政理論, 無法繼續指導進一步的財政改革, 社會財政學提供了一面新的鏡子。

  三大財政學流派各有其軟肋:國家財政學對市場充滿敵意, 無視社會組織的價值, 對國家能力過于自負;市場財政學面對復雜的現代社會問題, 在規避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中左支右絀;社會財政學囿于社會公益組織行為的難以衡量, 綜合平衡多元力量手段不足。于是, 這三大財政學流派對應于我國自1949年以來近70年的財政轉型來說, 從否定市場有效, 到探究解決市場有效前提下的市場失靈, 在訴諸政府干預中發現出現新的政府失靈, 于是訴諸于社會公益組織, 繼而又會出現社會公益組織失靈 (1) 問題, 形成了市場、政府、社會公益組織之間基于“失靈”而依次“替代”的循環[18]。

  面對近年來國內外多主體合作提供公共產品的實踐, 有必要在重視市場、政府、社會公益組織作為社會樞紐性運行機制的“有效”性, 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以“合作”為主旨、以“權力共享、共同治理”為特征的多主體作用下的國家治理財政學。國家治理財政學在吸納市場財政學的公共品理論、經濟人假設、個人主義分析方法的基礎上, 吸納國家財政論的歷史分析、制度變遷分析方法, 社會財政學的財政主體結構分析方法, 建立市場、政府、社會公益組織分工合作、競爭共治的治理型財政是值得期待的。

  (一) 財政主體結構及運行機制是國家治理財政學的核心議題

  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理論的引進和發展中, 主要著力于主流財政學即市場財政學的消化和吸收, 公共財政論的盛行正是這一過程的結果。以公共選擇理論為分析方法的社會財政學從財政主體角度對財政決策過程進行深入剖析, 由于與我國的制度基礎和文化傳統相去甚遠, 本土化結合不足, 解釋力不強, 傳播不遠。構建國家治理財政學, 有必要汲取國家財政學對決策過程研究的重視, 將公共選擇理論中國化, 研究我國財政決策規律, 增強財政理論的解釋力。在財政主體結構研究中, 對不同力量的作用方式、相互影響及變化進行分析, 增強對財政運行的現實解釋力。尤其是我國歷史上政權力量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官本位文化積淀深厚的背景下, 如何借鑒國家 (政府) 主體性理論, 探討政府在財政決策中的制約因素, 我國歷史與現實中主體性作用發揮的情況, 發揮好政府自主性優勢, 既具有理論價值, 也具有現實意義。

  (二) 政府、市場、社會公益組織分工合作是國家治理財政學的追求目標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 政府、市場、社會公益組織曾在不同時期發揮起重要作用。市場的全球化擴展和市場作用日益擴大, 是現代文明發展的推動力, 又是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的成因;國家 (政府) 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 又是社會衰落的始作俑者;社會公益組織是社會安定的穩定器, 又具有組織運行的選擇性排他性。國家治理財政學研究在政府、市場、非政府志愿部門分工合作框架下, 財政范圍、財政職能和運行方式, 發揮不同主體優勢, 完善政府鑲入社會的治理結構, 追求共治共贏。在經歷了政府全能、市場萬能及推崇社會公益組織自治的實踐后, 研究財政為載體的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互鑲機制, 既有難度, 更有價值。

  參考文獻
  [1]高培勇.論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下的財政基礎理論建設.中國社會科學, 201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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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俊生, 姚東閔.互聯網搜索服務的性質與其市場供給方式初探——基于新市場財政學的分析.管理世界, 2016 (8) .
  [4]劉尚希.財政與國家治理:基于三個維度的認識.銅陵學院學報, 2015 (5) .
  [5]劉曉路, 郭慶旺.財政學300年:基于國家治理視角的分析.財貿經濟, 2016 (3) .
  [6]劉曉路, 郭慶旺.國家視角下的新中國財政基礎理論變遷.財政研究, 201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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