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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日記文學的學術史和歷史學意義

時間:2021-07-28作者:王金鳳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抗疫”日記文學的學術史和歷史學意義的文章,每一部“抗疫”日記都被作者自我界定為非虛構敘事,都被作者自我強調為從不同側面真實地記載了中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實景。

  摘    要: 縱觀日記體文學的發展脈絡和趨勢,我們可以發現以《查醫生援鄂日記》《抗“疫”者說》、武漢市民日記等“抗疫”日記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日記體文學已然走進了日記體文學的第四個時期。與前三個時期不同的是,基于移動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開放性、交互性,以及隱含的擬態環境特征,第四個時期的日記體文學呈現出擬態環境下對位書寫的新問題:擬態環境下寫作內容與現實環境的距離對位;擬態環境下寫作主體的心理對位;擬態環境下寫作主體的認知對位。因此,日記體文學寫作者需要具有新的思維、新的能力來應對第四個時期日記體文學所面臨的新問題,從而促進第四個時期日記體文學在日記體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接續發展。

  關鍵詞 :     抗疫”日記;傳播學;書寫研究;對位;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diary literature, we can find that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represented by“anti-epidemic”diaries have entered the fourth period of diary literatur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hree periods, based on the openness, interactivity and implied Pseudo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he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fourth period presents new problems of contrapuntal writing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 distance counterpoint between the content of writing and the real environment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counterpoint of the writing subject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 cognitive counterpoint of the writing subject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writers of diary literature need to have new thinking and new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new problems faced by the fourth period of diary litera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period of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iary literature.

  Keyword: anti epidemic diary; communication; writing research; counterpoint;

  COVID-19疫情下,中外出現了可觀的抗“疫”日記寫作。這些抗“疫”日記形成了移動互聯網、新媒體時代中多話語主體對位書寫的日記體文學現象。這一文學現象,無形中使得日記體文學走向了第四個時期。目前,學界對日記及日記體的文體流變有一個較為一致的共識:日記是以逐日的方式書寫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感等;而日記體是由日記而來,日記則由日歷演變而來。(1)1實際上,日記體古已有之,并已沿襲千年。日記“胎始”于編年紀事體“史乘”,這一點在中、西方概莫能外。(2)2日記體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著動態的變化。第一個時期為官員記載。在西方,希臘時期的“日記”(Ephemeris)被官員用來記錄國王的日常點滴和軍事活動;在中國,官員以國家為中心進行編年紀事,稱為“國家日記”。第二個時期出現私人日記。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出現兩本個人日記,并得以流傳下來。而后,十七世紀私人日記興盛于西方。在中國,私人日記肇始于宋朝的“家乘”,而私人日記得到人們的重視則是到了清朝中后期。第二個時期的日記傾向于為自己寫作,無意面向他人,呈現一種不受抑(Uninhibited)的表現力。(3)3第三個時期是近代以來,中西方出現的以日記為載體的面向自己、面向他人的文學寫作,即出現可供發表的日記體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分成兩個類別,即日記體散文和日記體小說。(4)4這時期以曼斯菲爾德(K.Mansfield)、龔古爾兄弟(Los Goncourts)、愛默生(R.W.Emerson)等分別書寫的《日記》,以及郁達夫書寫的《達夫日記》、徐志摩書寫的《志摩日記》、沙葉新書寫的《精神家園》等為代表。第四個時期則是在移動互聯網時期,新媒體異軍突起的背景下,出現了移動互聯網時期的日記體!恫獒t生援鄂日記》(1)5《抗“疫”者說》(2)6、“武漢市民日記”等即為第四個時期的日記體文學。
 

“抗疫”日記文學的學術史和歷史學意義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部“抗疫”日記都被作者自我界定為非虛構敘事,都被作者自我強調為從不同側面真實地記載了中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實景。然而,細讀文本,我們不難發現,抗“疫”日記之間形成了一種“對位書寫”的現象。“對位書寫”既包含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也包含一種音樂上的旋律獨立卻又聲部和諧的關系。那么,為何會產生對位書寫呢?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層面的原因:第一,寫作者在抗擊疫情期間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同,使得他們與現實環境的距離不同;第二,寫作者的“抗疫”身份不同,使得他們的心理狀態呈現多元化特征;第三,這些“抗疫”日記在無形的對位書寫中,承載了寫作者不同的寫作動機,隱含了寫作者不同的認知方式。此外,這些“抗疫”日記共同構成了移動互聯網環境下日記體的第四個時期,而日記體的第四個時期呈現出了不可回避的擬態環境問題,因而也相應地呈現出這些“抗疫”日記能否作為史料的新問題。同時,這一文學現象也預示著一種公共話語空間的新變化。因此,對這些“抗疫”日記文學的研究具有學術史和歷史學的雙重意義。

  一、擬態環境下的距離對位

  無論是《查醫生援鄂日記》《抗“疫”者說》,還是“武漢市民日記”等,寫作者無一例外地表達了自己的寫作是非虛構的客觀真實。然而,因寫作者在疫情期間的具體參與身份不同,使得其中有的日記與現實環境存在距離差,進而使得不同的日記在寫作過程中出現了距離對位。在傳播學的視域下,出現這種距離對位的因素是擬態環境。擬態環境(Pseudo Environment)是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提出的重要概念。李普曼的基本觀點是:在現代社會的復雜環境之中,人的實際活動范疇是有限的,難以對人們相關的整體外部環境和事宜都能保持直接聯系,要依靠傳播媒介獲取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并會做出相關的反應,這種反應是對傳播媒介所呈現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雖然在擬態環境的具體定義上,中外學者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定義,關于擬態環境是否等同于信息環境(3)7也存在爭議。但是,中外學者有一點達成了共識,即從口頭傳播時期到紙質傳播時期到網絡、新媒體傳播時期,都存在著擬態環境。擬態環境取材于現實環境,并經由傳播者或媒介等呈現給受眾,而“受眾”作為中間人又對現實環境產生反作用。因此,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存在一定的距離差,并呈現出一種動態的互動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關系圖
圖1 關系圖

  整個疫情期間,筆者也全程都在武漢,作為一個親歷者,筆者也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移動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的信息橫飛媒體、“微信文章”、朋友轉述,甚至“標題黨”、假信息。居家隔離的人們依賴網絡來了解世界,難免會沉浸在這些傳播者和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之中。疫情下,個體抗“疫”的身份不同,其所身處的環境也相應不同!恫獒t生援鄂日記》的作者查瓊芳是上海第一批援鄂醫療隊的一名抗“疫”醫生,她的日記記載了她從1月24日除夕之夜到達武漢,至3月31日結束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重癥病房的工作,整整68天實實在在的一線經歷。她筆下的人物是她日常在自己周圍接觸的普通人,從醫護人員到進入重癥病房做衛生的志愿者,到酒店廚師、工作人員,到快遞小哥,到患者,到患者家屬。查瓊芳書寫《查醫生援鄂日記》所面對的環境是現實環境!犊“疫”者說》是程文敏與其他一線工作人員書寫的抗“疫”日記,其記載的是作家程文敏和其他一線工作人員在做社區志愿者期間,每日信息排查,分發物資,召集志愿者,救治病患,以及如何平衡照顧自己家里老幼與志愿工作的日常。這類下沉干部(志愿者)的日記所記錄的也是直接經驗,即現實環境!段錆h日記:一位普通市民的生活點滴》是發布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武漢市民日記,該日記的作者胡泊是在北京工作的武漢人,春節前回武漢過年,他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記載了生活點滴和感受。不過,他與居家隔離的大多數武漢市民一樣,日記中關于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點滴的記錄是對現實環境的書寫,而面對網絡媒介中的記錄則同樣也是擬態環境書寫。因此,胡泊的日記中也存在一定的擬態環境書寫。見表1。

  表1“抗疫”日記書寫環境表
表1“抗疫”日記書寫環境表

  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查瓊芳醫生的《查醫生援鄂日記》的內容全部是立足于作者直接面對的現實環境。因此,查醫生的日記與現實環境之間沒有距離。查醫生的日記立足于“武漢金銀潭醫院”的實際工作空間,生活狀態則是馳援醫生之間的溫暖互動。日記中的人物都是查醫生每天日常接觸到的人們,如熱心給大家理發的“蔣Tony”、劉組長、周教授、值班三女將、上海第一批援鄂醫療隊臨時黨支部的支部成員、后勤保障小分隊人員、面對面的王辰院士、司機志愿者、一日三餐的大廚、共享美食的陸軍醫療隊、上海醫療隊首次在武漢氣管插管和首例使用ECMO的病人、情人節各自手持蘋果坐在一起拍照留念的“蘋果”夫妻病人、由“大少爺”變成好青年的病人、因煩躁抓護士衣服的病人、因放棄求生欲望自我拉下呼吸面罩的病人、被查醫生忍不住嘀咕卻又為他治愈而由衷高興的氣胸病人、查醫生負責的重癥病房中首位治愈出院的重癥病人、心臟驟停的病人、讓人肅然起敬的自愿遺體解剖的老先生、走進隔離病房拍攝的記者、在金銀湖邊上遇到的嚴格執勤的警察、配合醫生們工作的小白“機器人”等。在查醫生的日記里,記載的皆是自己實實在在接觸的人和事。李克強總理去金銀潭醫院看望一線抗“疫”醫生,但查醫生在重癥病房的工作崗位上忙碌沒能見到總理,即便是這樣很有書寫價值的大事,她在日記中也如實記載,而沒有書寫半點他人描述的情形。下沉干部(志愿者)的日記,也全部是立足現實環境的直接書寫,以程文敏日記為例:程文敏日記記載了作者每日志愿服務的日常,晚上回去看到岳父、岳母帶著兩個孩子早已熟睡的生活場景;記載在臨時指揮部配送物資、聯絡排查、日常消殺、動員各小區黨員到臨時黨支部報道等工作;記載自己累到生病但好在不是被感染的個人狀態;記載每日回家做完“消殺”之前不準孩子靠近的生活場景;記載志愿者和社區“網格員”在工作上“對事不對人”的摩擦;記載志愿服務之后回歸本職工作的內心狀態。這些人物和事情是志愿者程文敏基于現實環境的直接經驗。因此,程文敏的《抗“疫”者說》與《查醫生援鄂日記》一樣,日記所記載的內容與現實環境沒有距離。這些日記無疑可以稱作是2020年抗“疫”的重要史料。

  不可回避的是,市民胡泊的日記存在擬態環境書寫。由于作者在疫情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居家的狀態,因此,他的日記中除了寫家庭日常和期間幾次出門所見的內容是直接經驗,除此以外的其他信息、資料則多從網絡、他人處獲取。由此,胡泊日記中的這部分內容的書寫是來源于擬態環境。那么,如何才能破除擬態環境的書寫呢?

  毫無疑問,破除擬態環境的對策首先是深入現實的環境,細致體驗真實的生活。在疫情期間,胡泊與大多數武漢市民一樣,是做不到深入到自己所寫的那樣廣闊的現實環境之中的。因為無論是出于自身健康、安全考慮,還是出于抗“疫”大局的考慮,普通市民被要求居家,因為居家即是為抗“疫”做貢獻。其次,破除擬態環境還應以內聚焦的視角來書寫。書寫弱勢人的基石,要么寫作者本身是弱勢人,要么寫作者真實地走進了弱勢人的生活,惟其如此,寫作者才能以內聚焦的視角來展現弱勢人的真實世界。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在疫情居家的特殊環境下,胡泊在日記中去記錄跨越各行業、各省,甚至跨國的包羅萬象的內容,不可避免會存在擬態環境下的失真。對于日記中這種與現實環境存在距離的問題,無論是讀者,還是書寫者都應對此保持清醒的認知。唯有此,創作者才能心平氣和地接受批評,第四個時期的日記體也才能直面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現實問題,日記寫作者和日記體文學也才能得到淬煉和升華。

  二、擬態環境下的心理對位

  日記作為記錄日常生活和情感自敘的載體,其書寫過程中會出現作者情緒的流露與宣泄。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日記體出現了與以往三個時期不一樣的特點,即日記的作者和日記的讀者可以借助互聯網平臺時時交互。既然是交互,就會有好的反饋,也有不好的反饋。讀者們好的反饋會給作者帶來寬慰、動力,而讀者們不好的反饋可能會反作用于寫作者。如果寫作者不能心平氣和地看待讀者反饋,就會促使寫作者原本的焦慮加劇為憤怒,進而產生情緒寫作。在疫情的特定時期,抗“疫”日記的寫作者因各自的工作任務不同,所關注的網絡信息的傾向不同,故而各自的日記書寫呈現了一定的心理對位。

  這種心理對位在《查醫生援鄂日記》和《抗“疫”者說》中表現為壓力因子,這是因為查醫生和作家程文敏在日記中記載的是每日的工作狀態。在《抗“疫”者說》中,程文敏沒有記錄疏解壓力的方法,所以志愿者每天的工作和心理都是處于壓力狀態。查醫生每日需在疫情暴風眼搶救病人,這種高強度使得她每日也處于壓力狀態。查醫生的日記中提到一線醫生要做心理測試,查醫生的測試結果是“中度心理壓力,無明顯的抑郁情緒,無明顯的焦慮情緒”。(1)8面對救治病人的工作和心理壓力,查醫生從2月7日起,利用休息時間做義工來緩解壓力,日記中說道:“做義工,是緩解心理壓力的好的方法之一……”(2)8據此,筆者以“1”為單位來代表抗“疫”工作常態壓力,以“0.5”為單位來代表查醫生報名做義工時的壓力緩解狀態,查醫生“2月18日累到不想說話”的壓力狀態則以“1.1”為單位來表示。查醫生和程文敏的心理狀態如圖2所示。由此可見,查醫生日記不存在情緒寫作的因素,其日記是平靜地記錄抗“疫”醫務工作者與病人之間、醫務工作者之間、醫務工作者與志愿者之間、病人與病人之間的日常與溫暖。這種日常與溫暖給人的是向陽而生的勇氣,給人的是專業精神下的踏實,給人的是萬眾一心戰勝困難的力量。

  圖2 援鄂查醫生和志愿者程文敏心理壓力圖
圖2 援鄂查醫生和志愿者程文敏心理壓力圖

  而在武漢市民胡泊的日記中,呈現的則是多種心理因素的交織。具體來講,胡泊日記中3次出現心理,2次出現情緒,2次出現焦慮,1次出現緊張,1次出現憤怒。如圖2所示。

  圖3 胡泊日記心理因素圖
圖3 胡泊日記心理因素圖

  我們可以看到,查瓊芳和程文敏的日記中心理因子相對較少,而胡泊日記中的心理因子則相對較多。那么,緣何胡泊日記中關于情緒、憤怒、焦慮、緊張的心理因子會突出呢?其原因實則與擬態環境息息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胡泊經受了“微信群”“朋友圈”擬態環境下的二度焦慮。從胡泊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胡泊和一般市民一樣每天會從公共網絡空間獲取大量信息。此外,他還面對著“微信群”“朋友圈”中朋友、同學轉發的各類文章。而根據傳播學領域的學者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Shoemaker)的長期鉆研成果,無論是動物還是人類對壞消息的關注都勝過對好信息的關注,因為壞消息具有警示作用。休梅克認為這種對“壞信息”的偏愛甚至源于遺傳進化,并經由遺傳世代傳遞而成為本性;谶@種本性,胡泊的“朋友圈”無形中多了一個任務,即將各類網絡上的“壞消息”不斷發給作者,這在日記中有一定的體現;“微信群”“朋友圈”群體極化的傳播特點,這種“微信群”“朋友圈”里的群體隱性力量一定程度可以成為影響個體的群體力量。勒龐指出,“群體里人的心理特點是較為急躁,容易輕信他人也容易受到暗示。”(1)9然而,在災難面前,溫暖的、正能量的、有撫慰性質的消息才是災難中的人們所需要的。因此,作為寫作者,胡泊除了要面對公共網絡中的信息,還要額外面對大量的因朋友轉發帶來的擬態環境中的負面信息。朋友將網上這類消極信息二次轉給胡泊,會加劇胡泊原本的焦慮,產生二度焦慮,進而進一步加劇了日記中情緒寫作的比重。與此相對,我們在查瓊芳的《查醫生援鄂日記》里是看不到這種情緒寫作的,取而代之的是客觀、平和的書寫,給人的是一種專業精神和樂觀精神下的力量。只有2月18日一天,查醫生表達了累到不想說話,且心情是灰的,但是查醫生選擇的不是情緒寫作而是調整心情:“夜班回來,躺在床上。放空大腦,只想靜靜地躺著。放松一下心情,明天我還將繼續戰斗。”(2)10

  三、擬態環境下的認知對位

  擬態環境下,抗“疫”日記不僅存在與現實環境的距離對位、心理對位,還存在認知上的對位。當然,抗“疫”日記在認知上的對位書寫,并不盡然是二元對立關系,也存在旋律獨立卻又聲部和諧的關系。譬如,查醫生的日記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全國一盤棋”來言說國家對抗“疫”的意義;《抗“疫”者說》從全國蔬菜馳援的民生角度感懷國家的意義;胡泊的武漢市民日記則從國家基建、中國速度的宏觀視角贊揚國家的意義。至于認知上的對位書寫,主要體現在抗“疫”日記的結論部分。不同的抗“疫”日記之所以會在結論上存在異同,是因為日記作者認知和專業知識的不同,而認知和知識的專業性則受刻板印象、非理性偏好歧視等因子的影響。

  首先,抗“疫”日記中的認知對位是刻板印象帶來的結果。所謂刻板印象,即認知主體對客體對象“過度簡化、主觀化”的心理認知,盡管“簡化”的知覺模式方便認知主體認識客體對象,但是容易造成認知偏差。(3)11擬態環境下,人們從媒體中獲得印象,而非從實際接觸中獲得,因而促成了媒介認知刻板印象的形成。落腳到抗“疫”日記中,表現為對“口罩是否短缺”“相關藥物是否有效”“拍照是否等同形式主義”等方面的認知差異。在口罩是否短缺方面,在《查醫生援鄂日記》中,查瓊芳在1月25日開篇就寫到這種包括口罩在內的醫療物資的短缺,“所帶的防護物資幾乎清空了科室所有的庫存,而這些也不過是一個箱子而已。”(4)10而武漢市民董濤發表在微信公眾號“梧桐車話”的《武漢日記》第41篇中出現了與查瓊芳日記中內容對位的“口罩并不缺貨論”。網絡平臺中網民的“口罩并不缺貨論”,實質上是基于刻板印象的認知結果。這種結論刻板地認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制造業大國一定有用不完的口罩,刻板地認為口罩短缺的根源在于物流速度。與此相對,事實上,在很多義工加班趕制、致力于公益的華人全球購買的情況下,口罩也依然緊缺。此外,在拍照是否等同形式主義的認知上,也出現了因刻板印象帶來的認知對位問題。在《查醫生援鄂日記》中,查瓊芳多次直接書寫了旗幟的理想信念給人們在艱難時刻帶來了信心與精神力量,也多次書寫了源源不斷的積極分子向“旗幟”靠攏。旗幟帶來的信念,就如同疫情下的武漢市民偶爾需要自我打氣來調整精神狀態是一個道理。而董濤在其《武漢日記》第45篇記載的網民與查瓊芳日記出現對位的“唱贊歌”“舉旗幟合影即為形式論”,也是刻板印象的結果。實際上,沖到一線的醫生也好,下沉的公務員也好,志愿者也罷,警察、記者等工作人員也好,他們也需要精神力量來支撐,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日常的工作難題,他們面對的是隨時可能奪走一個人生命的病毒。所以,縱使是自己原本的工作職責,但因工作強度是正常工作不可比擬的,而他們也是常人,但他們又在做出沖鋒在前、保護大眾的舉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精神力量,靠的是思想信念,靠的是查醫生筆下能給他們帶來精神力量和思想信念的旗幟,這對他們來說也是常識。此外,《查醫生援鄂日記》中也有大量的合影留念的照片,但這并未影響查醫生在“援鄂”崗位上的務實,也并未影響查醫生休息時報名做義工的務實。因此,將形式主義現象中的舉旗幟、合影留念行為概括為無意義的固定看法,并將這種固化看法推廣到無限廣闊的范圍中,是為刻板印象。

  其次,抗“疫”日記中的認知對位是非理性偏好歧視帶來的結果。何謂非理性偏好歧視?非理性偏好歧視(Theory of taste for discrimination)由Becker(1957)提出,他指出歧視是主體偏好的一種反映,因為主體不愿意與某一人群交流,即使付出一些成本也要堅持這種歧視行為,只要面對不是自己類型的群體就會“天然”地嫌棄和排斥。(1)12落腳到抗“疫”日記,在互聯網時代,如果市民因抗“疫”志愿者未能完全滿足其需求,而主觀性地給志愿者貼上“特權”標簽,實質上是非理性偏好歧視行為。與此同時,如果抗“疫”一線工作人員給那些出現無心行為的市民貼上“刁民”標簽,同樣也是非理性偏好歧視行為。在《抗“疫”者說》中,作者呈現了市民無論辦證成功與否,都會給一線工作人員貼上“耍特權”標簽的場景:“市民拿到通行證抱怨需要簽字,市民拿不到通行證或者拿不到足夠數量的通行證認為是工作人員拿著雞毛當令箭,是耍特權。”(2)13日記中的市民在“疫情”的壓力下,沉浸在自我需求和自我情緒釋放之中,而主觀性地屏蔽工作人員的解釋,盲目給工作人員貼標簽,這無疑是非理性歧視下的行為。與此同時,在《抗“疫”者說》中,程文敏也描述了志愿者與不遵守抗“疫”規則的市民產生矛盾沖突的場景。為何市民原本“可以理解”的行為會演變為志愿者眼中的“不可理喻”?這與志愿者內心深處的優越感和“高尚感”擴大化不無關系。(3)13在沖突的起初階段,程文敏以志愿者的“高尚感”為依托,拒絕與不遵守規則的市民進行耐心溝通,并主觀性地把情境中的市民定義為“刁民”。這里的“刁民”標簽和沖突行為無疑是緊繃神經下的非理性歧視的結果。令人欣慰的是,程文敏很快對自己的非理性歧視進行了理性的反思;诖,消除擬態環境下的認知對位,需要人們破除非理性歧視的偏好與排斥行為,需要引導人們多進行對話與交流,多換位思考,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

  移動互聯網時代,不同認知水平的人皆匯聚在一個平臺;ヂ摼W讓形形色色的人們有了交集,但互聯網無法讓他們統一思想、統一認知、事事共鳴。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人們匯聚在一起,思想和認知的碰撞便可能產生一些網絡上的沖突。網絡上的爭論不僅是利益上的矛盾,更多的是觀念上的矛盾。(4)14網民的評論則具有一種非理性和爭論性。移動互聯網對于社會熱點具有集聚性,因而當億萬網民面對一部原本閱讀量就很大的日記中存在的幾個有爭議的熱點時,會發生瞬間聚焦、廣泛爭論的狀況。如果以非理性偏好來看,就會盲目地認為這種聚焦和爭論是“極左”的手筆,并為所有的質疑者貼上“極左”的標簽,而這個貼標簽的過程呈現了一種非理性偏好歧視。因為,這個貼標簽行為折射的是,個體面對不是自己類型的群體就會“天然”地嫌棄和排斥。不過,針對網絡中的言語、德行失范,增強網絡管理和網絡立法也是法制建設的應有之義。與此同時,對第四個時期日記體的寫作者而言,適應網絡新環境,辨識網絡評論的現象和本質也是時代進步對作家的現實要求。

  余論

  日記體文學隨著移動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腳步已然走進了第四個時期?“疫”日記的多樣性,預示著新的時期會有更多的話語主體走進日記體文學;谝苿踊ヂ摼W和新媒體隱含的擬態環境和交互性特征,日記體文學創作者需要具有新的思維,新的能力來應對新時期日記體擬態環境的新問題,應對新時期日記體時時交互的新問題,從而促進第四個時期日記體文學依然能夠貼近現實環境,不被作者與讀者時時交互的新特征所累;日記體文學讀者則要清醒地辨析何為擬態環境下書寫的日記,何為現實環境下書寫的日記,只有認識到兩者之間的距離,才能不把擬態環境下的距離書寫、情緒書寫誤當史料。唯有如此,第四個時期日記體文學才能在日記體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接續發展。

  注釋

  1鄧建:《從日歷到日記——對一種非典型文章的文體學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8-23頁。
  2朱光潛:《日記——小品文略談之一》,參見《朱光潛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8-362頁。
  3Emile Legouis, Louis Cazamian,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650-1932), Trans.Helen Douglas Irvine. London:J. M. Dent&Sons LTD, 1933, P. 680.
  4錢念孫:《論日記和日記體文學》,《學術界》2002年第3期,第214-225頁。
  5(1)查瓊芳:《查醫生援鄂日記》,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
  6(2)程文敏等:《抗“疫”者說》,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
  7(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3頁。
  8(1)(2)查瓊芳:《查醫生援鄂日記》,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06頁,第50頁。
  9(1)[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6-7頁。
  10(2)(4)查瓊芳:《查醫生援鄂日記》,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73頁,第1頁。
  11(3)王秀艷:《地域形象媒介建構與東北刻板印象的歷時傳播》,《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2期,第267-273頁。
  12(1)[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6頁。
  13(2)(3)程文敏等:《抗“疫”者說》,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67頁,第67頁。
  14(4)邵力、喬墩:《網絡熱點事件微博評論中的情感沖突分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第68-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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