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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文化“勞動觀”的爭議、內涵及意義

時間:2021-08-20作者:譚紹江;涂愛榮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君子文化“勞動觀”的爭議、內涵及意義的文章,在勞動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的當代社會,我們需要不斷深入挖掘、整理君子文化勞動觀方面的寶貴財富,進一步澄清過去人們在此問題上的誤解與偏見。

  摘要:儒家經典中“君子重學輕耕”“樊遲學稼”“勞心勞力之分”等文段內容長期被當作君子文化貶低、歧視勞動的依據,這其中存在明顯的誤解。事實上,傳統君子文化重視勞動,既將勞動素養作為君子人格修養的核心內容,又將勞動生產作為君子治理國家方略的必要基礎。正確理解君子文化的勞動觀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從理論層面可以澄清人們對君子人格的誤解,充實君子人格之美;從實踐層面順應當代社會育人的實踐需求,發揮對當代社會勞動教育的有力支撐。

  關鍵詞:君子文化;勞動觀;人格修養;國家治理;當代價值;

  作者簡介:譚紹江(1981-),男,湖北恩施人,湖北經濟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涂愛榮(1970-),女,湖北鄂州人,湖北經濟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儒家倫理學、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湖北省教育廳2020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思想政治理論課)“文化自信視域下的高校思政課教師人格培育研究”(20Z042);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之一,君子文化自古以來備受重視,其正面影響力毋庸置疑。與此同時,君子文化自誕生起就存在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并未得到較好解決,影響其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型發展。這其中的一個重要爭議話題就是君子文化的“勞動觀”。重新審視君子文化的勞動觀并更合理發揚其對于當代社會的價值,極有必要。

  一、君子文化“勞動觀”的爭議點

  長期以來,不少人都認為傳統的君子文化是排斥、貶低勞動,特別是貶低體力勞動的。有學者指出,“儒家文化在我國傳統社會一直居于統治地位,而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孟都是消極勞動觀的倡導者”[1]27。類似立論最常用的論據來自《論語》《孟子》中幾段關鍵的對話,分別是“君子重學輕耕”“樊遲學稼”和“勞心勞力之分”。然而,若我們將這些對話內容一一進行深入分析,則會得出與以上觀點不同的結論。

  這其中,反映問題最直接的對話是“君子重學輕耕”。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2]168

  從字面意思理解,孔子所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是指,“耕田,也常常餓著肚皮;學習,常常得到俸祿”。[2]168這樣兩相對比,孔子輕視耕田的體力勞動似乎已經昭然若揭。但如果把孔子此處整段話聯系起來看,則可以發現,他的論述重點并不在貶低“耕田”、抬高“學習”(學習理論經典)上面。他只是舉了個例子,強調作為君子,就要把“謀道”這種事業追求放在簡單的“謀食”這種個人吃喝追求之上?鬃诱撌鲎罱K的落腳點是“君子憂道不憂貧”,凸顯君子人格要跳出個人貧富遭際之外,表現出更寬闊的責任擔當。

  “樊遲學稼”是《論語》中最著名的關于“勞動觀”的爭議對話。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135

  同樣,單從字面意思理解,孔子對“稼”“圃”這些農事活動的評價似乎不高,甚至還用“小人”一詞形容想要“學稼”的樊遲。以此來看,孔子豈非正是認為“君子”不應當從事低級的體力勞動嗎?但這種解讀依然過于表面化。結合歷代各家注解與對話背景,我們仍可發現其中巨大的誤解。

  首先,我們要弄清孔子與樊遲師徒這番對話的真正起因。他們所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樊遲關于自己職業選擇的問題嗎?答案是否定的。從上面引文中可以明顯看到,在樊遲走后,孔子發表了較長的一段議論,其文字數量遠遠超過了師徒二人對話的文字數量。顯然,這段議論才真正反映了師徒對話的中心內容。從中可見,孔子議論的著力點是闡述怎樣通過統治者“好禮”“好義”“好信”達到讓“四方之民”來歸附的問題。這樣來看,他們師徒所討論的中心內容應與國家治理有關。也即,樊遲所說的“稼”“圃”亦是在國家治理這個層面的探討,而非個人的職業抉擇問題。漢代包咸指出,“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3]524這說明,樊遲并非是要簡單學會“稼”“圃”的勞動,而是亦圖以“稼”“圃”作為“教民”的主要措施,以此達到國家治理的效果。宋代鄭汝諧更進一步推理指出,“稼”“圃”所指代的實為當時一種國家治理思想,“樊遲請學稼圃,即許行君民并耕之學也。行之學自謂出于神農,夫子之時,其說雖未熾,樊遲得之亦以為神農之學,故欲學稼學圃,而不厲民以自養也。”[4]22此處更反映出,樊遲真正向孔子請教的是那種“君民并耕”的國家治理思想,這顯然與孔子“禮義”治理思想大相徑庭,也就難怪遭到了孔子無情的拒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樊遲比孔子小36歲,屬于孔子弟子的年輕一輩。他追隨孔子求學時,對孔子培育人才的基本目標是很清楚的,不可能冒失地去單純問耕地種菜的這種個人職業問題。

  其次,我們還需弄清孔子在此所說的“小人”稱呼的具體含義?鬃哟颂幏Q樊遲為“小人”,是否以此譏諷乃至貶低樊遲的人格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宋代大儒朱熹對此早已指出,“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4]135清代劉寶楠結合《無逸》等經典記載指出,“小人”是對“老農”“老圃”職業身份的稱呼[3]524,并非道德貶低之論。這正與《孟子》文中所說“大人”“小人”之說契合。朱熹還引用楊時之論進行了整體解釋,“楊氏曰:‘樊須游圣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5]135這里的分析非常細致,既點明了樊遲出現了志向偏差問題,又進一步解釋了孔子后面的評價內容?鬃右灾苯泳芙^的態度來警醒樊遲的思想偏差問題,而后又擔心樊遲沒有明白這個道理,而真的去找“老農”“老圃”學習國家治理思想。所以,孔子才又專門評述了這件事,凸顯“禮”“義”“信”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

  “勞心勞力之分”出自《孟子》,這段對話可以說是整個儒學思想中最廣為人知的關于“勞動”的爭議對話。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6]124

  就字面意思來看,孟子不僅將“勞力”者稱為“小人”,而且明確認為“勞力”者應該“治于人”并且要以自己的勞動來“食人”。乍看上去,他已經不是簡單從職業上貶低“勞動”,而是站在剝削者立場上來論證勞動者階級受壓迫的合理性了。但是結合前后文來理解,以上這種解讀同樣不對!睹献印窌,這段對話來自《滕文公上》這一篇。文中顯示,這段對話的起因跟上文的“樊遲學稼”的起因相似,是一種主張“君民并耕”的“農學”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滕文公君臣都追隨左右,而且,陳良、陳相等儒家學者也風聞而去。陳相還以此思想來游說孟子,這才有了二人間的對話。在說到上文的“勞心勞力”之前,孟子有很長一段關于勞動分工的辨析。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然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6]124

  以上對話中,孟子運用了“歸謬”的方法,順著許行那種思想邏輯推理,到最后發現悖論。許行思想主張“君民并耕”,堅持治國的君臣必須自己動手種糧食,一面親自耕種一面治理國家。孟子指出,按此來講,人穿的衣帽、使用的鐵器工具、廚具都應該自己做。許行的弟子回答,如果這些東西都自己做會耽誤耕種,所以他們是通過糧食和“百工”交換來獲取。孟子由此指出,既然如此,人們為了耕種而放棄了制陶、制鐵器的工作,這并沒有對制陶、制鐵器造成損害。那么,為什么許行他們認為做別的工作放棄耕種就是對耕種工作的損害呢?社會上行業如此眾多,為什么許行偏偏只覺得親自耕種最重要呢?對方回答說因為各行各業的事情沒辦法一面耕種一面同時完成,也就是承認了分工的重要性。到了這一步,孟子才說了“勞心勞力之分”的那段話,并以“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這個詰問開頭。意思就是說,既然社會上各行各業都不可能相互替代,那為什么偏偏治理天下這件事情必須要和親自耕種捆綁在一起同時進行呢?這顯然既不符合現實,也違背了許行自身思想理論中的邏輯。由此可見,孟子論述的重點是用社會分工的視角來駁斥許行那種“君民并耕”思想的錯漏之處。以此強調治理天下的君臣并沒有必要親自耕種,他們的任務是專心把國家治理好,而食物就由農夫們來提供;農夫們為君臣提供食物也無不妥,就如同農夫用糧食和其他工匠的產品進行交換一樣,屬于分工需要。毫無疑問,這不是在闡述“勞心”“勞力”的高低貴賤,更沒有專門為哪一個階級進行辯護。他在文中使用的“大人”“小人”都是職業劃分的稱呼,不是社會地位和道德人格的評價。

  通觀以上三段對話可知,之所以人們產生了“君子文化貶低、歧視勞動”的誤解,除了對經典文本理解片面之外,還在于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就是將君子對待勞動的態度和君子自己主要做的事情混為一談了。君子可以很重視勞動,但他未必一定要親自去從事農業勞動生產。這就好像軍事家對于戰爭的態度和他自己親身上陣殺敵不能混為一談一樣。諸如孫武、韓信等著名軍事家都非常重視戰爭,他們對戰爭的戰略戰術都有深刻研究與籌劃,他們都作為領導者指揮過許多取勝的經典戰役。但與此同時,他們自身的單兵搏斗能力非常薄弱,他們甚至沒有親自上陣殺死過一名敵兵。很難想象孫武屬下的士兵會質疑孫武的軍事能力;更不可設想士兵們會去詢問孫武如何練習單兵格殺能力,甚至要求孫武在每次戰斗中都要像士兵一樣沖鋒陷陣。如果有這樣的士兵,那是一定要被譏笑為大腦短路的,甚至可以說,他已經不適合擔任軍人的角色了。就此而言,我們可否稱孫武是一名“貶低軍事格斗”“蔑視士兵人格”的軍事家呢?答案不言而喻。

君子文化

  二、君子文化“勞動觀”的真正內涵

  審視孔子、孟子及儒學大師們相關言論,可以發現儒家傳統的君子文化不僅沒有貶低歧視勞動,反而十分推崇勞動的地位。就個人而言,君子文化主張勞動素養是君子人格的核心要素。就國家治理而言,君子文化主張勞動生產是實現國家治理的必要基礎。

 。ㄒ唬﹦趧铀仞B是君子人格內涵的核心要素

  首先,君子應具備一定勞動技能?鬃与m是貴族之后,但父親早亡,從小家境貧寒。為養家,孔子干過很多雜事,掌握很多勞動技藝。

  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2]88

  從孔子自述的直接意思來看,他似乎不太贊同“君子”掌握太多勞動技藝。但是,仔細品讀孔子說話的態度明確可知,他也并不因此而自卑。身居高位的太宰向子貢的問話明顯是在夸耀孔子,而孔子對子貢的回答則多少帶有自謙的含義。其主要目的不在貶低自身的勞動技藝,而在于謙虛地強調自己并非天生“多能”的“圣人”、強調自己的“多能”是后天辛勤勞動實踐的結果。

  拋開這種自謙式表達來看,孔子對于個人所掌握的勞動技藝是極為肯定的。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2]69

  只要符合道義原則,即使從事“執鞭”這樣粗俗的勞動,孔子也非常愿意。事實上,孔門弟子中很多都來自平民階層,諸如仲由、閔子騫、冉耕、曾參等都具有較強的勞動技藝、謀生技能?鬃优c眾門徒到列國游歷時,經常也都親身勞動解決生活問題。

  其次,君子應鍛煉自身“發憤忘食”的勤奮品質。勞動對于君子而言,不僅僅是滿足生活需求的技能,更要從中鍛煉出可貴的勤奮品質?鬃佑诖朔N品質極為看重,以之為自我的高度評價。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2]71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72

  孔子的自我評價一貫苛刻嚴謹。別人贊他眾多優良品質均不接受,唯有對勤奮的品質十分認可,并以之為最真實寫照。同樣,他對于門下弟子評價,也常以勤奮為最高品質之一。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2]93

  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2]76

  此處,顏回作為孔門最優秀弟子,連續獲得孔子“不懈怠”“不止步”的高度贊揚。不僅顏回本身的勤奮品質凸顯無疑,且孔子以顏回品質示范眾人之用心亦尤為明顯。

  再次,君子應以自身勞動素養影響帶動他人共同發展?鬃又匾暰优嘤陨淼膭趧铀仞B,更以身作則地踐行這一品質來影響帶動弟子及他人共同前進。

  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2]93

  與上文情形相似,孔子面對弟子“圣”“仁”的評價堅辭不受,著重強調自身一貫堅持的“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原則。這里的自我評價除了勤勞的內涵外,突出了通過辛勤教誨來帶動他人的含義。尤其“為之不厭”一句,深刻揭示了在教誨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克服平凡、枯燥的偉大毅力,感人至深、發人深省,公西華的回答正是對這一超越品質的真切拜服。

 。ǘ﹦趧由a是君子國家治理的必要基礎

  君子文化不僅將勞動素養作為個人品格的核心要素,亦從國家治理層面強調勞動生產的基礎地位。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209-210

  孔子告誡子張關于從政治理國家的重要措施,要求必須推崇五種美德。這里面前兩項都與社會勞動生產密切相關。所謂“惠而不費”,是要按照人民要求的利益來給他們好處,這樣就既滿足人民需求又減少了無謂的耗費。所謂“勞而不怨”,是要讓人民選擇可以勞動的時間、情況而安排生產勞動,這就不會招致人民的抱怨。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2]4

  孔子此處強調的對于中等國家的治理之道與對子張的告誡完全一致。此處所說的“節用而愛人”措施正是“惠而不費”的具體要求,“使民以時”措施也正是“勞而不怨”的具體要求,二者均是對生產勞動的重視。

  與孔子相對宏觀的闡述相比,孟子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更細致。對于當時諸多諸侯關于治國方略的請教,孟子經常將勞動生產作為基礎要求予以回應。

  他曾循循善誘地啟發梁惠王: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6]5

  與孔子的論述極為一致,孟子在闡述人民勞動生產安排時,同樣將“農時”放在首位,并大加展開。他的建議由種植業延伸到漁業、林業、畜牧業等“大農業”方面,還以家庭為單位、按照人民基本生活需求規劃了土地規模和產業分配。他還以此為國家治理得“王道之始”,其對勞動生產基礎地位得重視可見一斑。

  他也曾言之鑿鑿地開導滕文公: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6]124

  孟子此處的論述尤值得注意。堯、舜、禹這些遠古圣人之所以值得贊揚,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圣人從事的活動蘊含著極其強烈的救民于水火的“仁愛”精神,這是對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彰顯;另一方面,堯、舜、禹所從事的諸如開辟山澤、驅趕禽獸和疏通江河等活動,都是極其典型的生產勞動實踐。從這個意義看,我們亦可以十分確定圣人、君子等儒家典范人格應當具備勞動素養、應當重視勞動生產的重要內涵。

  三、君子文化“勞動觀”的當代價值

  由上文論述可知,傳統的君子文化所認可的“勞動觀”,不僅沒有歧視、貶低勞動,反而是從個體和國家社會層面全面重視勞動。理解掌握傳統君子文化“勞動觀”的這一重要內涵,從思想理論與社會實踐兩個層面都對我們當代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ㄒ唬┏吻逅枷胝`解,充實“君子”人格之美

  “君子”形象是傳統君子文化中最具標志性吸引力的美好人格。發揮君子人格的美譽度與感召力,需要從思想理論層面不斷挖掘這一人格的美好內涵。正確闡述君子文化蘊含的勞動內涵,澄清人們對君子人格的長久誤解,正是題中應有之要義。

  一方面,正確理解君子文化的勞動觀,有助于驅散人們的思想“迷霧”,還原君子人格之全貌。如上文所述,長期以來一些人不斷將“君子”人格內涵貼上排斥、貶低勞動的標簽,造成了大量的思想“迷霧”,誤人不淺。例如,論語中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2]195。事實上,這句話究竟所指何意并不完全明確———既可能是在諷刺孔子,可能是在責備子路,也可能是說話者在自嘲。但是,在不斷積累的思想“迷霧”誤導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卻不知不覺就被認定為是對孔子的評價,進而逐漸成為人們對儒家典型人格、包括“君子”人格的定論式評價。針對類似情形,我們有理有據地說清君子文化中勞動觀的正確內涵,正是對君子這一人格完整面貌的合理還原。當我們明確了孔子、孟子等先賢所認可的真正君子形象后,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不少人心中似是而非的“君子”形象要素———不事稼穡、逃避勞動、身體孱弱這一類的柔弱知識分子形象,或者是孤高自賞、遠離大眾、峨冠博帶等這一類的統治階級“精英”分子形象。與這些負面形象相反,真正的君子文化重視勞動,真正的君子人格熱愛勞動。作為君子,他的精神與身體同樣強健、他的活動與勞動大眾融為一體、他的理想高度認同生產勞動對社會的貢獻。這才是一個完完整整、堂堂正正的君子人格。

  另一方面,正確理解君子文化的勞動觀,有助于去除人們的情感“障礙”,釋放君子人格之魅力。正是由于過去社會對于君子文化中勞動觀的誤解,導致了人們面對君子人格時存在著一種無法釋懷的情感缺憾———如此美好的君子人格,為什么偏偏歧視勞動呢?這種情感缺憾進而成為情感“障礙”,影響人們對君子人格的徹底認同和全情接納。不明白這個問題,教師、長輩們向青少年講述“君子”人格時,也常常存在著底氣不足的障礙———無法正面回答君子是否熱愛勞動的問題。更有甚者,一些青少年即便開始追慕、效法“君子”人格,但是在錯誤導向下,會自覺不自覺地開始輕視勞動;誤入歧途過深者,可能還會將“君子不事稼穡”等錯誤說法當作借口,以之為好逸惡勞的“擋箭牌”。與此相對應,我們說清君子文化中勞動觀的正確內涵,將進一步擦亮“君子”人格的光輝形象,亦是對君子人格光彩魅力的全面釋放。只要我們鍥而不舍地向大家闡述君子文化的正確勞動觀,人們終將明白,一個貶低、歧視勞動的“君子”是殘缺的君子、扭曲的“君子”。這樣的“君子”形象嚴重違背中華優秀民族精神中“創造”“奮斗”的品質,是不足為訓的形象。與此相反,重視勞動、熱愛勞動恰恰是君子人格中極具魅力的基礎所在,我們應該理直氣壯予以高歌贊揚。事實上,也只有如此解釋,才能合理回答中華君子文化發展壯大的根本性原因———“君子”人格本身就容納勞動者而不僅僅是統治者、君子文化本身就重視勞動而不是歧視勞動———由孔子所全面詮釋的“君子”范疇才能夠歷經數千年歲月陶冶、日益受到全中國百姓的喜愛并茁壯成長為蔚為大觀的君子文化。

 。ǘ╉槕獙嵺`需求,增益勞動教育之效

  通過對君子文化勞動觀的完整理解、全面闡述和合理運用,順應當代社會育人的實踐需求,尤其可以對當代社會勞動教育起到添磚加瓦、增色添輝的作用,增益勞動教育的現實效果。

  首先,對君子文化的勞動觀的完整理解,有助于增強當代社會勞動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源自優秀傳統文化的“君子”人格,經歷中國歷史的長期浸潤,已然成為標志性的經典人格。長期以來,君子人格所擁有的文質彬彬、謙和有禮、坦坦蕩蕩等各種美好要素已然深入人心,極大激發了大量青少年的追慕向往。那么,當我們將熱愛勞動相關品質增添到君子人格內涵之中,自然可以利用人們對于君子人格原有的認同效應,相對迅疾地提升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于“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勞動幸福”等勞動教育要素的認可、接受與踐行?梢哉f,通過君子人格來推動勞動教育,將在影響范圍、形象美感、引導示范等方面都充分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對君子文化的勞動觀的深刻闡述,有助于豐富當代社會勞動教育的文化底蘊。以往我們社會對青少年的勞動教育成績有目共睹,但亦存在著文化底蘊較薄弱的問題。很多時候,一談到“勞動教育”,就存在著某種相對狹隘的文化視野———僅僅只是將其與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民群體相聯系,對此之外的元素注意不夠。那么,當我們全面準確認識到“君子”人格中的“勞動”內涵后,對“勞動”的文化內涵理解會更為深入。循此而言,真正科學的“勞動教育”就要突出“勞動”作為一種高尚、先進乃至優雅人格的組成部分。“勞動”不僅僅意味著吃苦耐勞,同時也意味著人格的完善、完美。反之,貶低、厭惡、排斥勞動的人格,執意將自身與勞動隔絕的人格,不管打扮得再怎么光鮮亮麗、不管如何進行粉飾裝點,都是病態、丑陋的人格形象。在這樣的勞動教育之下,我們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對于“勞動”的思想認識會進一步提高。

  最后,對君子文化的勞動觀的合理運用,順應現代社會育人潮流,有助于實現“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育人要求。就此而言,毛澤東同志早年已經有過精辟論述。他曾撰寫《體育之研究》一文詳論青年人精神、身體教育并重的問題,嚴厲批駁那種認為君子只重精神的謬論,“又嘗聞之,精神身體,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體;而體魄蠻健者,多缺于思。其說亦謬。此蓋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7]257雖則他在此文中未過多涉及勞動教育的問題,但是他主張“君子”應該精神身體皆強健的主張,卻與君子人格應包含勞動素養的立場若合符節。他還直接以孔子來說明這一問題,“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釋迦往來傳道,死年亦高;邪蘇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訶末,左持經典,右執利劍,征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7]257他將孔子、釋迦、摩訶末等各大文明的圣賢并列,特意強調他們思想高深與身體強健并重,亦可為真正充沛君子人格之型范。其后,此文還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7]257的經典之論,同樣是指導青少年勞動教育的至理名言。習近平總書記對此亦多有重視,他強調指出,“要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堅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要在學生中弘揚勞動精神,教育引導學生崇尚勞動、尊重勞動,懂得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道理,長大后能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8]一定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此處所強調的培育學生的“審美和人文素養”和“弘揚勞動精神”是毛澤東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理念的一種發揚。而我們通過君子文化中勞動觀來促進青少年的勞動教育,將“文質彬彬”形象與“勤奮勞動”內容有機融合,正是對這一種全面教育思想的切實踐行。

  綜言之,中華優秀的傳統君子文化從根源處就具有重視勞動、強調生產的合理內涵,其所造就的君子人格包含著重視勞動、熱愛勞動的美好素養。在勞動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的當代社會,我們需要不斷深入挖掘、整理君子文化勞動觀方面的寶貴財富,進一步澄清過去人們在此問題上的誤解與偏見。這既是促進傳統君子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當代社會勞動教育科學發展的必須舉措。

  參考文獻

  [1]鄭銀鳳."90后”大學生勞動觀教育研究[D].西南交通大學博士論文,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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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宋]鄭汝諧論語意原[M].北京: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5]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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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習近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報, 201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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